朱戈
摘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考古遗址作为文明“场所”凝结、聚变和盛衰的最好物证，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与核心标识。湖北省黄石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于1973年，是我国目前发现采冶规模最大、采冶链最完整、采冶技术最高、采冶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的遗址。文章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重温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前世今生。通过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而明晰新时代考古遗址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的使命与担当。
关键词：考古遗址；
现代文明建设；
世界文化遗产；
铜绿山
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当前，我国考古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系列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工作，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积极影响。其中，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作为我国目前发现采冶规模最大、采冶链最完整、采冶技术最高、采冶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的遗址，在我国乃至世界冶矿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文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研究对象，从古铜矿遗址本身与铜矿的运输路线两方面进行阐释，从而研究新时代考古遗址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所具有的使命，这对于考古学领域的研究、古铜矿遗址的保护研究以及古代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考古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要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明，必须要回望历史，从历史中溯源，才能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发展。目前正值我国现代化考古学第二个百年的开端，一系列考古成果层出不穷，为我们在历史中溯源提供了更好的物证参考。
（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考古学价值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面积约2平方公里，从1973年起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采矿井、巷360多条。出土文物逾千件，涵盖古铜冶炼炉以及各类铜器、石制钻具、铜斧、辘轳等挖矿用具。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堪称迄今为止国内外保存最完好、最早采掘、技术最高超、规模最庞大的古代青铜矿遗址，它的发现使得我国对于青铜时代“铜是怎样开采和冶炼的”这一谜题有了初步的解答，贡献了大批实物证据，以更好地助力探究我国及世界早期的矿业冶金发展轨迹，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作为世界青铜文明发源地的重要地位。同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现能够为研究古代冶炼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和文化遗产，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冶炼业的研究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对此曾表示，铜绿山考古发现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领域。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首次发掘，就出土了商周、汉唐时期的采矿竖井和盲井231个、平巷和斜巷100多条、东周时期鼓风冶铜炉12座。[3]通过这些发现，清楚地展现出了其采矿规模的庞大和采矿技术的先进。经过对相关考古发现的研究，推测出铜绿山古铜矿的大规模开采是从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的一千余年，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发现。
曾经有一团困扰考古学界多年的历史迷雾，那就是古代中国曾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青铜文化奇迹，如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方鼎、音律最全的曾侯乙编钟、“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等，但是关于它们的原料来源却一直为各方学者所争论。著名考古学家殷玮璋说，早在1928年发现安阳殷墟遗址之后，中国考古人就面临一个困惑：殷商时期如此数量庞大的青铜器是由何人制造，铜料来自何方？考古工作者曾经寻找了很久，却一直没有结果。[4]随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现，这团迷雾也终于被拨开。陈树祥教授在其文章中说道：“直到发现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长期让人困惑的青铜铸器用料来源问题才豁然雾解。”[5]
2012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掘再次轰动全世界，在矿坑中发现了35个3500年前的脚印，经过鉴定，判定这些脚印出自当年开采古铜矿的矿工。这次发现使得铜绿山古铜矿不仅“见物”，而且“见人”。跟随这些脚印的指引，考古人员在古铜矿周围发现了大小258座墓葬，其墓主人多为春秋时期铜绿山古铜矿的矿工以及管理人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墓葬群中存在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墓葬，通过对这些墓葬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它们分别来自于西周和商代，更有一座来自夏代的墓葬，由此可以看出，早在夏代此处便已有人类居住生活甚至进行采冶，这就使得铜绿山的采冶时间可进一步追溯至夏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指出：“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青铜文化是一部完整独立的发展史，彰显其在人类冶金史、科技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现，无论是对中国古代冶炼技术和青铜器文化的研究，还是对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社会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人最早使用“工业遗产”一词。对这个概念的官方定义，则是在2003年颁布的《下塔吉尔宪章》中得到明确。从此，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个分支，工业遗产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和保護。
在我国众多的地级市当中，黄石市目前所拥有的国家级工业遗址数量位居榜首。它的矿产资源开采与冶金产业遗迹有望成为申报世界工业遗产的先行者，其珍贵性及独特性源于遗迹的历史延续性、地域密集度和形态多样性方面的稀有性。黄石市的矿业及冶金工业遗迹集中体现了东西方工业成分的融合、独特的工业建筑艺术、尖端的冶金技术，以及在工业科技体系、文化认知和传统方面中国、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深层次交流。自2012年起，黄石市的矿业与冶金工业遗址陆续被收录进《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是中国首批进入该名单的工业遗产。借此契机，黄石市三次承办中国（黄石）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高峰论坛，并发表《黄石共识》，这是中国首个针对工业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书面宣言。《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条例》于2017年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工业遗产保护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至2018年，黄石市对众多工业企业及相关遗址实施了完整的勘测与图绘工作，初步编制了工业遗产清单。2019年，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作为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石工业遗产项目中的核心环节——铜绿山遗留下来的古铜矿，堪称历史变迁的“活化石”，既反映了古代冶炼技术的演进，也昭示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它赋予了整个黄石工业遗产项目更加浓厚的历史意蕴，也为中国的工业遗产能否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有一席之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二、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运输路线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是近年来学界的高频词，更是历史学、民族学等领域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作为商周时期重要的铜料开采地，从这里开采的铜矿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地区。可以说铜绿山古铜矿的存在，加速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扬越人是百越众支系下的一支部落，即居于九州中扬州地域的越人部落，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在商周时期，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属于古扬越部落，其炼出的铜一路往北运输到中原地区，从而孕育了商周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铜绿山开采的铜矿石在古扬越人的加工锤炼之下，化作锐利的青铜武器，为楚国扩张疆土立下了汗马功劳。
武汉黄坡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晰、遗迹最丰富的商代城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对其进行过深入的考古研究，通过铅同位素技术将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样品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中所提取出的青铜样本进行对比，最终得出盘龙城遗址的青铜器原材料均来自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结论。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盘龙城作为商王朝在长江流域设置的重要城邑，其主要作用便是作为铜矿运输的交通枢纽，同时兼顾长江中游的铜矿资源。之后，在武汉黄陂区鲁台山的郭元咀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商朝晚期的青铜铸造遗迹，通过科学检验与分析确认，其所用铜材几乎全部源自铜绿山，这说明早在商代，铜绿山的铜矿就已经开始向中原地区运输。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铜绿山古铜矿被楚国控制。著名楚史专家张正明曾表示：“楚国若没有铜绿山，就没有楚文化。”历史学家徐中舒在《论巴蜀文化》一文写道：“春秋战国时代，90%以上的铜皆产于楚国。”[6]丰富的铜料为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随着楚国问鼎中原，古扬越人与中原民族的接触进一步深入，许多运送铜矿至中原地区的古扬越人留了下来，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曾国地处今随州，古时位于铜绿山铜矿与中原地区连接的交通要道上，在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诸侯时，曾国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所担任的职责便是“镇抚淮夷”：扼守这条由铜绿山铜矿通往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现在的考古学将这条道路称为“金道锡行”。从随州（古曾国）擂鼓墩曾侯乙墓考古中发掘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等青铜器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国十分重视对青铜礼器和青铜乐器的铸造与使用。在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出土的曾伯桼铜壶上，同样有铭文记载——“克狄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且既卑方”。通过对铭文的解读，也进一步印证了周武王分封曾国在此地的目的，那就是驻守“金道锡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曾国逐渐成为其附庸，楚王便让曾国继续驻守“金道锡行”，使得曾国成为楚国与中原铜资源的“中间商”，这也进一步揭示了铜绿山古铜矿的运输路径。在此过程中，曾人与扬越人、曾人与楚人、曾人与中原民族都存在交往交流和文化上的交融，曾国也因此成为我国早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窗口，为后世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若非铜绿山所产之铜，我国辉煌的青铜文明便不复存在，楚国的强盛亦无从谈起。通过这条运输路线，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有了一个重要的交流窗口。随着铜矿石一同到达中原地区的，还有少数民族的民众和文化，中原民族的文化也随之向周边地区辐射。因此，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在研究古代民族交往史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三、结语
新时代考古遗址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而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两个身份——考古学所发现的古代遗址和工业遗产都具有重要意义，前者为考古学和冶炼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价值，后者是中国申请世界级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考古研究，可以揭示出古代中国的冶炼技术、资源利用和经济交流情况，有助于加深对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理解。与此同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研究对于推动现代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对守护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亦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古代冶炼遗址的保护和研究，不仅可以为现代工业生产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还可以为文化旅游、科学普及和文化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最后，通过铜矿的运输路线研究历史上生活在此的古扬越人与中原民族的往来，也是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溯源，这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 [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21（04）：2.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3]惠小勇，皮曙初，王自宸.这里是两千多年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N].新华每日电讯，2023-08-04（009）.
[4]殷玮璋.概述矿冶考古四十年辉煌成果[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1（01）：1-6.
[5]陈树祥.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科学价值解析[J].中国文化遗产，2016（03）：52-60.
[6]徐中舒.论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84.
作者简介：
朱戈（1998—），男，汉族，河南郑州人。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学理論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