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振东 方宝才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重大论断，首次将“互嵌”[1]与“民族”相结合形成民族互嵌的概念，并引入民族工作领域。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学术界对“民族互嵌”进行了积极回应，并产出相关学术成果：一是聚焦“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内涵、功能和类型。
学者以社区基本属性为基准，突出民族成员在社区层面达到空间上的“交错混居”、行为上的“交往互动”和情感上的“交流融合”。[2]以国家战略为视角，通过社会层面各民族成员的交往和利益协调，消解多元社会张力和族际分化潜能，构筑族际整合的社会基础，实现国家建构的目标。[3][4]以空间和精神关系两个维度，将其分为区隔型、接触型、融洽型和交融型四种类型，[5][6]反映出民族关系从冲突到和谐的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社会条件。
推进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发挥其以点带面的政治社会功能，从而改善区域甚至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关系，积极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7]。
二是讨论“逐步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价值意涵、[8][9]逻辑机理[10]和共同体秩序建构[11]。
这些成果主要从整体性和宏观上，将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价值归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先行研究的成果不难发现，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但就其二者关系的深度探讨较为薄弱。本文拟从自然地理空间、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等五个维度，以拓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向度与理论视野。
现代社会科学中“空间”概念并不仅仅表达几何学意义，更多情况下是对特定地理区域的描述，体现的是该区域内一定人类群体的社会关系。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这样的辽阔疆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自然地理空间。
民族作为“类”的存在物，其生存繁衍都需要特定的自然地理空间，而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笔下民族是“想象的”建构论。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角度看，民族是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在氏族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演进为国家，有其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广大的自然地理空间。
从氏族、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概念流变并不断进行话语重塑，背后折射的是时代的变迁，概念与话语的流变虽有时代烙印，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地理空间这一有利优势，各民族在这一片地理空间中不断进行交往、交流、交融实践，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和整体性的发展，同时也造就了中华民族多样性和差异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而这共有精神家园的自然地理基础，就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12]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生活，持久意味着彼此的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实现持久和真正生活结合的基础便是拥有共同的疆域，这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场域。
华夏民族依靠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不同民族集团依据特定的地理环境创造了适应本民族集团的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不同文化区。这种多元的文化，在彼此接触的同时也存在竞争、变迁、涵化，以至于进一步扩大本民族集团的地理空间范围。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源流而非一源流，随着历史发展演进，早期阶级社会形成，产生早期国家形态，建立最早的国家即夏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互动以夏国为地理空间中心，你来我往，我来你去，彼此交流互动。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孕育于古代“大一统”文化观念。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在早期中华自然地理空间内出现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人类进化表明，中华自然地理空间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天下定于“一”理念又推动各民族集团相互争霸，推动着民族互动、融合，逐步打破以血缘认同向地缘认同的转变，突破本民族集团的地理空间界限，向更大的统一迈进。
如“四海之内皆兄弟”论断中就蕴含着天下诸族共处于这一地缘共同体之内，暗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自然地理空间的早期萌芽。
学界普遍认为，秦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石。从空间上看，首先，远古时代到秦汉，是民族互嵌地理空间的早期孕育。
人类生存繁衍都需要特定的地理生存空间，我国作为人类历史发祥地之一，天赐的自然地理空间有助于民族互嵌格局的形成。我国辽阔的地理疆域，“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在这一优越的自然地理单元中孕育着各个不同的民族群体，各民族群体聚族而居分布在国家疆域的自然地理单元的各个方位。如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并存的“一点四方”居住格局。这一居住格局在春秋战国逐鹿中原过程中被打破，各民族群体杂居互动与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也在与周边各民族群体交流互动，最终秦利用其天然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统一六国，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自然地理空间基础，为实现各民族交流互动创造更加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
其次，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民族互嵌雏形形成。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秦统一以来的第一次大分裂、大割据时代，带动各民族间互动、交流与交融。
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汉族政治中心和大批汉族人口南移。
人口的迁移与流动，规模大、民族构成复杂，具有区域性调动的特点。如苻坚灭后燕，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13]，北魏时期，强迫民族迁徙，“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共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14]，孝文帝以编户齐名为基础的均田制改革，打破原有组织，形成按封建编户重新组合的更广泛的民族杂居。
这样的大流动、大迁徙、大融合为我国各民族“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分布奠定了基础。
唐末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政治分裂时期，大量少数民族迁居中原地区，促进各民族空间上的又一次大变动，大迁徙与大融合，主要是契丹和蒙古族等民族崛起，形成了“诸色人户”“诸民相杂”“蔚为大观”的局面。各民族杂居格局最终在隋唐的又一次大统一的地理空间内形成雏形。再次，宋辽金西夏到元朝的统一。辽宋夏金元时期又一次经历了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隋唐统一结束了历史上的封建割据状态，统治者开始采取和亲等政策礼遇各少数民族，极大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互动与交流。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空间上人口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区域性调动，加深了各民族彼此不可分离的关系。
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中，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分裂、割据，但是在中华自然地理空间内各民族交流互动并最终走向大统一是总趋势和主流。
在中华民族孕育、形成的过程中以汉族为中心，为中华民族的凝聚起到了核心作用。
汉族从中原地区向四周辐射，北方民族也不断为汉族输入新的血液，包括西部民族之间的互动，为实现民族大混杂、大融合等都起到凝聚作用，促使中华民族在共同的地理空间内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每一次的分裂和统一都促进了各民族在地理空间上的大流动、大融合和大团结，增进了中华民族共同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自然地理空间”向度启示我们，共有空间是各族人民共同生活交往、社会生产实践的空间场域，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1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进一步推动各民族空间互嵌，打破各民族在居住生活、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等方面的地理空间分割，进一步为增进族际交往、强化族际认同、推动族际交融等方面发挥作用。
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在新时代要在自然地理空间的基础上重点从居住环境、交往环境、教育环境等多重互嵌场域着手，打破自然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隔阂。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是各民族共同所创造。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各民族在中华民族自然地理空间内大流动、大交融、大团结，特别是不同时期一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与其他民族在互动中碰撞，实现文化不断涵化，交融互鉴，以至于达到文化涵化的效果。
文化不但具有生活意义之网，而且具有特定的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在特定环境内、人类有机体和群体为了基本需要的满足和生活水准的逐步提高而充分适应环境所逐渐发展出来的体系。[16]泰勒所言，文化是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格尔茨所认为文化的目的是促进彼此对话与交流，借助符号系统的延续。因此，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界有意识创造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中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内嵌着各民族文化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碰撞、吸收、涵化。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无法割裂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按照马克思交往理论看，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这一关系中人与人的交往是社会产生的必要条件。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接触，深层次的投射便是文化的接触，中华民族自然地理空间内大流动带来的是文化的传播和涵化。
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虽然出现过不同文化中心，但主流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不断向四周扩散。
这样的结构特征被描述为“一点四方”，最后又回到中原中心。
例如，儒家思想向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对周边少数民族采用“用夏变夷”的方式，满族入关以后，学习汉文化、汉文经典等。
再如，秦汉以降，在中原地区种植的许多农作物及瓜果蔬菜，如葡萄、芝麻、胡萝卜、黄瓜、蚕豆、大蒜、石榴等都是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
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对汉族服饰的影响；
西域制作面食的方法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贡献。
各民族文化互动过程中增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共同性，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承认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17]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灵魂。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渊源看，“华裔共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文化属性。
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过程的同时也汇聚形成了各民族“兼容并蓄”的共同性文化，便是中华文化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征之一是中华文化共同体。[18]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过程中不断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交融汇聚于一体，各民族共创中华，为中华文化作出了各自贡献。历史上，无论是“以夏变夷”或“以夷变夏”折射的都是各民族坚持本民族“文化至上主义”的表现，但是，“大一统”观念始终是中国历史主流，最终以“华裔一体”代替“内华夏外夷狄”观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出场，为中国各民族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又能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认同中华文化提供了文化空间。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共同体”向度启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倡导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和交往。
要为各民族提供平等参与文化创造、传播、共享的机会，保障各民族群众的文化权益，使文化成果惠及全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通过文化交往互动促进文化认同、情感凝聚、价值共识等。
文化互嵌就是要引导各民族牢固树立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组成的，共同创造的。
作为利益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具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一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以及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经济物质利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活动是促进人类群体间相互往来，相互协作的基本动力。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荣辱与共利益相连的命运共同体。[19]费孝通认为：“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 中华民族生存所处的是一个地理上自成单元但又生态环境多样的生存空间”。[20]内部生态环境多样性的生存空间使得各民族在经济互嵌成为可能，构成各民族形成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各民族在区域间的经济往来从未中断过，而且因战争等因素带来区域间人口流动与迁移，更加密切边疆与中原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联系。互市贸易的经济活动促进边疆与内地人口流动，农业和非农业区域等不同经济文化类型连为一体。历史上，各民族在不同区域经济往来十分频繁。如藏彝走廊内各民族人口迁移与经济上形成了相互嵌入和依存的状态。不同区域间各民族通过互市贸易，带动人口流动，促进文化接触，是彼此互惠互利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中国地理空间内，其生存的空间生态多样性造就出不同的文化经济类型。
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的产品交流，彼此互换，无论是以物易物还是货币交换，各民族经济间的交往、交流促成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鸦片战争后，在国外坚船利炮和生产力的冲击下，割地赔款，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受损，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危机，促使各民族团结于一体，共同抵御外敌。各民族人民意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与共、利益相连的一个利益共同体。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我国学者发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呼吁，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是荣辱与共，利益相连的利益共同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上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地区间和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不断发展壮大。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全国各地区商品、技术、资金、资源等不断流动与经济交往更加频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智力支边、边贸开发、西部大开发、生态移民、交通网络建设、兴边富民行动等，进一步增强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的交往和互补，更加增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人口流动与经济往来，促成了全国一体性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角色更加显著，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都是一个利益与共的共同体，离开了谁都会在利益上受损，只有相互合作，彼此交流，真正实现“一家人”才能共同繁荣发展。
民族作为人类社会群体的基本形态，利益是人类群体从事特定活动的动力，经济活动是促使各民族交往协作，获得利益的驱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间的经济活动互动频繁，在经济互动中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助推着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利益共同体”向度启示我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至关重要，它体现了各民族成员之间的利益交融、互利合作和共同繁荣。各个民族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经济互嵌就是要引导各民族正确认识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与实现各民族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各民族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同为“共同体”的演化物，“共同体”构成二者话语演化的逻辑起点。“共同体”广泛应用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源于“共同”“公共”，从哲学理性层面看，柏拉图笔下的公共利益之共善的表达，奥古斯丁继之批判后认为和谐与秩序乃是共同体的核心与特色所在。用现代眼光回顾历史上不同学者对共同体的阐述最终归为实现治理的“善政”状态，如俞可平教授提出的“善治”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表明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本质统一。
就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只有参加城邦共同体生活中才能实现其价值，达至“善”的境界。
随着人类历史演进，社会被人们发现，人们讨论的“共同体”从政治领域转向社会领域。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与“社会”是一组对立关系，一种以情感纽带联结的自然、有机、持续为特点的共同体生活，是一种以利益纽带联结的人为、机械、短暂为特点的共同体生活。
后现代主义代表鲍曼认为共同体是人类理想居住之地的乌托邦向往，社群主义理论推崇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安德森直接将民族视为一种人为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
以上观点说明，共同体与社会从最初的对立到逐渐互动、嵌入、融合的研究转向。
“共同体”进入中国学者视野是从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翻译得来，最初将“Communtiy”与“Society”翻译为“社会”。
直到20 世纪30 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将其翻译为“社区”，由此沿用至今。
“Communtiy”引入中国引起中国学者研究共同体热潮，有些学者强调突出社区的地域属性，还有学者从社区中发现共同体与社会的二重属性，强调共同体的国家政治属性和理解社会规律的通则。
传统“共同体”是基于血缘、地缘、宗教形成的人类群体，滕尼斯将其概括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21]传统的共同体与现代性相遇，不断被注入现代科学技术、文化、语言、政治符号、领土空间等意涵的现代色彩，逐步从传统的概念转向现代概念属性。
社会互嵌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系统中相互嵌入，包括相互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阶层结构。[22]由此表明，社会的存在是社会互嵌的前提，社会是个人交互作用的产物。
个人并非孤立的存在。
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是社会存在的逻辑起点。
社会互嵌是各民族在社会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得以实现。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表明“社会关系离不开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里的社会是从群体生存的共同体视角来理解社会。
人类群体在社会共同体中共学、共居、共事、共乐抑或相互通婚，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关系。
自古以来，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为各族群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23]中华各民族在民族迁徙、通婚、贸易中交往、交流、交融日渐深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石是各民族一律平等，核心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始终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实施差别化区域化支持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
社会互嵌不仅促进各民族在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上的相互嵌入， 而且引导各民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中不断提高各民族的获得感、参与感、幸福感。
通过社会互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提升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协调推进社会治理。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共同体”向度启示我们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爱，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至关重要。
社会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处理好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充分尊重和包容中华民族内部多样性，保护和发展各个地区和群体的独特文化，实现多元文化的共生和共享，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为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社会条件。
民族互嵌的本质要求和最终归宿在于“心理互嵌”。[24]空间、文化、经济等社会层面的互嵌为各民族心理互嵌搭建了桥梁，空间互嵌促进各民族经济往来和经济依赖，催生经济互嵌，经济上的交流互动又带动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采借和吸收。
心理互嵌的意义在于实现各民族情感上相互依赖，文化上兼容并蓄彼此认同且共同认同中华民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各民族成员树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观[25]，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体现着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归属与赞同。[26]各民族心理互嵌就是要在各民族成员内心深处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塑各民族相互认同的共同心理归属感，以实现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流变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族类共同体[27]。历史上，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实现了“心连心”，血肉相连，命运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
各民族心理互嵌的目的是为防止和抵御各民族间“社会排斥”现象的发生，从而造成各民族间的心理疏离。
一般而言，造成群体间的心理疏离的原因在于：“个体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体，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群体好，并在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团体间差异，就容易引起群体间偏见、冲突和敌意”[28]。
心理互嵌使各民族从内心深处接纳对方民族， 以此拉进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
只有从心理上消除群体间偏见、冲突和敌意，才能消除各民族心理上的“社会排斥”，增进各民族心理认同。
新时代，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一家亲等概念，正是希冀通过心理互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消除各民族间偏见和隔阂，提升各民族情感认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共同体”向度启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强调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层面达成心理共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地区得到充分彰显，如尊重人的尊严、平等、公正、诚信、互助、和谐等。
通过弘扬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猜你喜欢 共同体中华民族民族 爱的共同体散文诗（青年版）(2022年5期)2022-05-31我们的民族娃娃乐园·综合智能(2022年2期)2022-04-19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环境(2021年9期)2021-10-14中华民族的独立之路小学生学习指导(中年级)(2021年9期)2021-09-27聚焦中华民族之瑰宝“非遗”北广人物(2020年51期)2021-01-10构建和谐共同体 齐抓共管成合力甘肃教育(2020年17期)2020-10-28共同体的战斗疯狂英语·初中天地(2020年6期)2020-09-11一个民族的水上行走人民交通(2019年16期)2019-12-20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当代陕西(2019年21期)2019-12-09From Xia People to Han People and to Chinese Nation— A Study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Cohe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2019年3期)2019-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