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颖 韦 一 祯
(河南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观点,其中,“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是首次出现,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聚焦中国发展态势作出的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体现人民发展意愿的又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当前,中国正处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展开对“第二个结合”的深层逻辑研究,不仅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而且是实践创新的应然之举和必由之路。
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时代,科学回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和目标指向的科学理论;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在中华大地上孕育生成、丰富发展的农耕文明和小农社会的结果,历经五千年岁月的涤荡,其内蕴的价值愈发显著,为世人所接受。从时空层面审视,这两种文化的形成时间、地点与条件尽管均不相同,但却能够在中华大地上交融交织、交相辉映,意味着二者内蕴的价值理念、实践原则、文化意蕴等在某种程度上是高度契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推动着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其中,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愈发深入,就必然触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的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因此,对二者结合进行学理化探究,既是坚持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承好、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理论贡献。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科学的,具有普遍真理性,其无国界、跨时代的穿透力、影响力愈发显著,凸显了其独有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发展性;其次,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愈发凸显,内蕴其中的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命运与共的统一性、兼容并蓄的包容性、交流互鉴的和平性在推动美好世界实践中不断作出中国贡献。基于此,“第二个结合”便成为一种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17这既是百年发展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顺应时代要求作出的应然选择。二者的高度契合是有机结合的前提条件,尽管是来源不同、路径不同的两种文化,但都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和人类文化的积淀,归根结底,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都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在传入中国后能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并不断实现自身的丰富发展,究其根本是二者在价值主张、精神内核及实践原则上有内在的一致性,前者能够牢牢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并以结合的方式朝着相融通、共成就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均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智慧结晶,必然会随着人类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具体的、客观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前者在中华大地上以其正确的立场、科学的原理和先进的方法持续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生命力,更好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方法原则、普遍意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后者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文化意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交相辉映,以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实践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内生动力和鲜活生命力,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华大地上焕发生机、大放异彩,还让世界各国和人民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价值,当人类面临重大发展难题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中找寻化解发展难题之道。二者的结合看似是偶然的时空交汇,实则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理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8。
(一)关于宇宙观的价值主张高度契合
关于中华宇宙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使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在实践中掌握了认识世界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式,其内含的价值理念指向了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万物互联互通,万物竞相生长,彼此并不妨害;日月运行、四时更替各有规律,相互不冲突,人与人是如此,物与物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强调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要求我们看问题要整体和部分相结合,不能片面、孤立、静止地看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3]790由此,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价值主张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以联系、运动而非孤立、静止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发展,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体现了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合乎规律的方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表达着与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同样的价值主张,强调万事万物皆是相互联系的,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
(二)关于天下观的价值目标高度契合
中华文明“天下观”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天下一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治世理念与崇高理想。较之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为天下苍生计”的博大胸襟成为其独特标识,这也使得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传承中未曾断层,华夏民族在岁月的洗礼中未曾割裂。
在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4]马克思主义立足人民立场,指导着人民去认识规律、改造世界。《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2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这与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价值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华文明“天下观”的价值内涵也被不断赋予时代意蕴,“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与为人类求解放的使命担当得以有机结合。在中华民族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社会愿景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与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647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目标不谋而合。
(三)关于社会观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
《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7]570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8]10中华文化崇尚和谐,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始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合文化及其价值原则也在被不断传承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基于此,“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9]294—295。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现社会和谐、世界和平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一个长期的永无止境的目标。如何使理想和目标变成现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在思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对时代之问,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社会基本矛盾”这一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提出了关于人类、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建构以及实现和谐共生发展的科学指南,诸如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矛盾观等,与中华传统文化社会观的价值取向具有统一性。在当代社会,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基础上的新发展理念、“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体价值”“全球治理观”等,均是“第二个结合”的生动写照。
(四)关于道德观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
道德观是人对社会道德现象的整体认识和个人立场,站在不同角度会产生不同看法。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道德观被视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解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立足现实提出的关于道德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的基本观点,符合且服务于人类整体的共同利益。它是针对人类求得真正解放、自由全面发展具有规范性效用的伦理道德,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天下、集体主义等价值追求具有融通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注重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的家国天下价值取向,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以社会为本位,强调集体主义精神,面对社会变革带来的发展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平危机、治理危机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囊括了解决现代危机的有益思想资源和智慧启示”[10]。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人类世界是一个共同体,彼此间命运休戚相关,人类社会唯有遵循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方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文化以历史为载体,是经由人的实践而世代累积的一种理性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从文明古国迈向文化强国的根基,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所走的路。“‘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1]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12]。
从思想理论的来源看,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本土文化,如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却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撇清关系,独自发展,那它便失去了在中国得以长久发展的现实和历史基础,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现实诉求。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才能够融通发展,“二者能够走到一起并且相互结合起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魂不附体不行,有魂无体也不行,‘体’与‘魂’应该是契合的”[13]。回到现实,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极大丰富发展了自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不断焕发时代生机和活力。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3]413—414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因此,立足现实基础之上的理论也必然要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任何僵化、固化的理论思维必将为历史所淘汰。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诞生于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阐释了人、社会和自然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的更迭变化没有削弱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反而冲破时空限制扎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愈发光彩夺目。它是我们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科学指南,也是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并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思想。“今天,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4]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发展客观规律、解答着重大现实问题,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当其传入中华大地之后,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成了其不断发展完善的沃土。在岁月洗礼、时代变迁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融入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中,实现了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进而成为更好地推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现实需求
文化命运与民族命运密不可分,文化危机与民族困境相伴而行,文化繁荣与民族复兴互为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站牢的根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通过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世界他国文化进行交流互鉴,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因文化存在着民族特色,处理好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则成为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百余年来,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坚持独立自主地解决好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并引导文化朝着符合国家与世界发展大势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推动了思想解放,不仅把中华文化发展推向新阶段,还增强了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成功典范。
文化强则国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当今正处于一个挑战难度增强、发展速度增快、变革力度增大的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到了坚实的思想保障和方法论指导。二者的有机结合是双向互动、彼此赋能的动态过程,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血脉相融、互相成就,还找到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态度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因子,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全民族全社会最广泛、最普遍、最基本的价值认同,推动了文化繁荣发展。
在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第二个结合”由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的成功转变,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明形态。曾几何时,西方化被视为迈向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道路,而今,社会主义中国打破发展壁垒,将大国文明的优越性不断展现出来并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中找到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向世人证明了中国的文化是和平友好的文化,中国的道路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力量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力量。
(一)“第二个结合”促进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涵养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因外界因素干扰而中断的大国文明,其恒久深远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其与时俱进、兼容并蓄的文明内涵孕育出中华文明传统智慧的现代文明之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14],并强调“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5]的重大意义。世界各国和人民唯有统一共同的价值追求,本着对人类未来负责的态度,以尊重不同文明形态的个性为历史前提,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才能实现持久和平的生存空间、共同发展的战略选择、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
其一,“第二个结合”夯实文明自信之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注入中国底色。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这是区别于其他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文明经过社会形态的变革、外敌入侵的动荡、新生文化的冲击,持续发展且从未中断。这表明中华文明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高度自觉和自信的底气,彰显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发展壮大的文化沃土,但我们不是要原封不动的传承文化,而是要赋予其新的文化载体和传播渠道,创新文明的传播形式,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发展中不断创新,让文明在新的时代焕发生机、造福人类。接续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高度的文明自信和历史自觉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和精神品质探索世界、影响世界,撷取世界各国具有借鉴价值的文明内涵融汇百家之长,实现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历史已证明,“第二个结合”不是文化的堆砌耦合,更不是文化的割裂对立,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真理植根于恒久坚韧的中华文明中,凝聚起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全人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共识,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求索。
其二,“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思想启迪转化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推动世界文明在中国融汇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先锋力量,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成就的取得均是“两个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对中华文明的赓续与传承,是着眼未来对世界文明的借鉴与创新,打破了“西方现代文明具有普世价值”的桎梏,丰富了现代文明的新内涵,为其他渴望谋得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二)“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
在百年大变局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始终坚持做到“两个结合”,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拓宽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形态的超越。
其一,“第二个结合”带来中华文明的伟大觉醒,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使我们更有勇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社会发展每一次变革,人类文明每一次进步,都是以文化传承、知识更新和思想解放为前提。“第二个结合”冲破了阻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思想藩篱,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精神力量。“第二个结合”打开了思想文化的创新空间,把人们从“一切传统的都是落后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以唯物辩证法去挖掘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世界意义。“两个结合”在中华大地上的生动实践,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把世人从以往“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西方化并非是现代化的“入场券”,更不是现代化道路的“独木桥”。5000多年的延绵发展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种精神和文化焕发出巨大的生机活力,展现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与文化感召力。
其二,“第二个结合”增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信,拓宽了中国走向现代化文明之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肩负的新文化使命,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是我们党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总结,是我们党深入挖掘中华文明价值意蕴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历史经验总结。“第二个结合”不仅彰显了文化自信的内在基因,还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还展示了在文化创新上的高度自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实践,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事业,它注重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公共性福祉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通过深刻把握历史逻辑和中国实际,提出“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论断,既能够适应新时代、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又能够形成新理论、开拓新道路、创造新文明。
(三)“第二个结合”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融合创新,激活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基因
文明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的积极成果,映射出社会的进步程度。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建,是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顺应人类发展意愿的基础上,对历史上各种文明的积极扬弃。“第二个结合”蕴含着现代文明建设的方法原则,为化解人类发展难题、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凝聚共识和力量,为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融汇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其一,“第二个结合”消解文明霸权的因果,构建多元文明的平等局面。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体现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水平和其在社会形态发展的排序。长久以来,西方国家以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较早迈入现代化进程,使得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强势传播。
“西方文明中心论”甚嚣尘上,以致出现所有文明的归途只有“西方化”的错误判断。省思人类历史,不难发现只存在一种文明、一种制度的论调显然是不成立的,人类文明是多样的,那种合乎规律性、主体选择的文明形态必然是多样的,故而,树立文明和合共存的观念理应成为一种共识。“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发展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引,二者都包含对至真、至善、至美社会形态的探求。它着眼于人类命运去建构人类现代文明,摒弃了西方文明优越论、中心论的错误论调,增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不仅适应了建设美好中国的需要,而且为建设美好世界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创造出尊重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的崭新格局。
其二,“第二个结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让中华文明汇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轨道。当前,世界各国和人民深陷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的困局当中,尤其是人类命运、世界前途已然成为须臾不可懈怠的重大命题,各国家间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状态愈发显著,对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认同持续高涨。世界各国和人民唯有坚持正确的文明价值与发展方向,明确现代文明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才能克服封闭与愚昧、野蛮与对抗、消极与倒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阶段所洋溢着的勇气、魄力和担当,是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生动体现。中华文明根植华夏大地、赓续古老文明,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内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贡献,正是思想的继承与淬炼、智慧的传扬与磨砺、实践的深化与革新的必然结果。只有不断推进才能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中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历史进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所俱含的价值理念与方法原则也在中国融入世界的实践进程中不断彰显。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更加主动自觉地汇入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在与多元文明交流中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与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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