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正，张家飞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五个认同”，而认同则会涉及心理学认知等思维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新时代精神的精华，具有哲学的实质，是“思维的革命”[1]24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等的论述都展现了对辩证思维的运用。从现有研究看，学者从思维的多个领域进行研究并涉及日常生活领域。有学者指出，单从意识本体来说，“它是哲学和心理学的传统问题”，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过程“起步于共知”，“淬火于共情”，“趋同于共思”，“与共于共忆”，“凝聚于共育”[2]。除了心理学和哲学思维，虎有泽、程荣将“底线思维”[3]，李维军、杨丽将“社会工程思维”[4]，焦立涛将人工智能中的“技术思维”、算法中的“逻辑思维”[5]等概念引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关于“家国同构”“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等的研究，无不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维日常化的隐喻和类比，但是以日常思维为出发点，系统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待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6]，现代化根本上“是人自身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观念和思维的现代化”，是“广大的普通民众思维观念的现代化”[7]。因而，以日常思维为出发点，系统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图示，反思中西方民族理论的缺陷，审视日常思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路径，对建构中华民族现代共同体思维方式、抵制西方民族学理论的渗透，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进入新时代，全国各族群众越来越紧密地生活在一起，并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拥有了相对同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共感”（sensus communis）理念具有相似性。人的知性不仅在于思考方式与自身一致的“自己思维”，还要有“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思维”[8]306，也就是说，“判断的力量建立在他人潜在同意的基础上”，“即使在我独自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我也必须最终从想象的交流中，获得他人的认同”[9]204。由这种同质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日常思维世界或日常观念世界，“是一个凭借原始集体意象、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自在的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未分化的和自在的领域”[10]168。它的结构变化缓慢，内容相对稳定。在日常思维世界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下两种日常生活思维图式：一种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建立起的经验图式，另一种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形成的礼俗性图式。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图式
日常思维作为贯穿日常生活始终的思维，必然建构在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整体框架之上，带有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活动的共同特征。从日常思维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表现为经验思维，具有重复性、自发性和实用性。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思维之中。日常思维本质上是一种非创造性的重复性思维，是一种以给定的和自在的图示自发应付日常生活问题的模式化思维。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重复性实践形成的思维，从传统血缘、地缘到全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大杂居、小聚居”到更为复杂的城市化等人员流动和群体自由组合带来的迁徙聚集，无不存在重复的日常经验生活。日常思维形成于家庭、乡村、社区等日常生活空间平淡和重复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于人们一声声问候、闲聊等重复性日常生活语言中，形成于吃穿住行等重复性的日常生活消费活动中，形成于和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重复性的日常交往活动中。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发地形成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思维本质上是一种自在的带有无意识性质的思维，“重复性实践或思维创造了一个自发性和直接性的领域”[11]125。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几千年来日常生活主体自发形成的交往、语言、生活方式、文化等“多元一体”的共同体。例如，语言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了包含多民族文化因子的现代汉语，进而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西瓜、胡椒、胡麻等农作物，圆领袍、旗袍等服饰，琵琶、胡琴等乐器，当然还有许多基于各族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要素并逐渐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生活要素。日常生活中的吃饭、睡觉等活动凭借本能或无意识就可以完成，而各族群众生活上互通有无往往是基于某种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在中国历史上，虽时有由于政治、战争等原因导致的交往阻断，但总体上来看，各族群众自发的经贸往来始终存在。进入现代，商品经济、消费文化在大众传媒的驱动下深化了各族群众的自发性同质化行为，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信网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便利。日常思维的形成是自发的，其运行逻辑也是自在自发、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的自发性和直接性决定了日常思维能够成功抵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样虚假的非日常思维渗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遵循这样的“逻辑”自发产生和运行。
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于日常生活思维的实用性之中。日常思维是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思维，强调实用性原则。人们如果“没有大量的习惯、传统、惯例，生活就不能顺利地展开”，也不能迅速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12]21。中国传统日常思维与西方现代逻辑思维不同，它不是一种理性思维方式，而是像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所说的“意会认知”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从一些日常生活中简单的感性事物和经验出发，意会体知到具有特殊意义的融贯存在。语言与融惯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活中的一些词语与所指对象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必须经过一个从字词到实际指认的存在的转悟关系才会使阐释场境得以突现”[13]。日常生活主体缺少“为什么”的反思性思考，不会追问家庭、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形成的原因，人们遵循习惯就好，像见面打招呼用语一样。与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等非日常生活领域谈论的共同体理论相比，日常生活主体更青睐“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古语，喜欢“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像沙漠里的胡杨一样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像吸铁石一样把乡亲们紧紧凝聚在一起”等极具生活化、通俗化、具体化、实用性的表述。“兄弟”“石榴籽”“家”“胡杨”“吸铁石”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是中国人擅长的思维“转悟”将其联系在一起。这里所运用的类比思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常见、最直接、最有效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象事物作类比，形象、通俗、易懂地表达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类比思维是一般日常思维的本性，引导着我们的大多数日常活动。在语言的类比中，隐喻会表现出某种更宽泛的东西。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14]3，就是赋予各族群众日常生活中具有普遍认同基础的具体事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方式，从而使各族群众有效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要义和价值旨趣。类比和隐喻迎合了各族群众日常生活的思维习惯，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中共有的生活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具有相似性，各族群众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两种不同层次符号语义的转换[15]。中华民族共同体思维借助日常生活思维的这种特征稳定下来，成为每个成员不假思索的判断方式。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礼俗性图式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风俗是“一种依传统力量而使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的行为方式”[16]30。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进一步指出，“具有自己的制度和风俗的一定类型的社会，也必然具有自己的思维样式。不同的思维样式将与不同的社会类型相符合”[17]22。从日常交往的内在机理和思维运行方式来看，它主要受到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天然情感和来自传统的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的影响，内化于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之中，从而形成日常交往的礼俗性思维类型。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在“差序结构”的人情社会中，有着丰富而完备的习俗、礼仪等规范，充分展现了日常思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礼俗性图式的基本特征。
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礼俗性特征。对于日常生活个体而言，习俗、礼仪等习惯是社会预定的，我们“处在一个不是由我自己创造的世界之中”[18]428，每个人从出生就卷入其中。礼俗性思维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之中，传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维是以儒家礼俗思维为基础的，其核心是“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思维，是传统中国人自觉的道德规范和行动指南。中华民族日常思维所独有的礼俗性思维图式对于家庭稳固、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价值，民族团结、凝聚力量等信念从古至今就是中国人的重要准则。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情感性特征。在日常生活中，人的思维、感觉和情感是相互关联的，“日常思维充满着感觉，它最接近于‘感觉’，同时，它也充满着情感”[11]194。日常思维的情感性特征是基于亲情、友爱、爱情三个重要支柱结成的情感世界而形成的，是中国人日常思维礼俗性图式的特征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总是以“合情合理”“通情达理”来贯通“情”与“理”，而且往往将“情”置于“理”之前，很多时候是基于亲疏远近的日常思维来思考问题的。这种情感性特征伴随着排他主义态度，个人本位、家庭本位、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等都具有排他主义立场，这种情感立场对于中国日常生活主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贯穿在经验图示和礼俗性图式之中的日常生活语言，它在日常思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地位。“思维和语言是兄妹，是同母所生。”[17]538语言是外在的，思维是内在的，语言和思维不可分割，“每一个民族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说话，每一个民族按照他们的说话方式思维”[19]。日常思维从人的日常经验直接进行推导，日常生活语言承载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活方式，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精神无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维的体现。
中华民族的每个时代都有共同体思维，但是维持其合理性的来源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日常生活世界，按照奥古斯特·孔德、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标准，中国传统社会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理性的社会。王中江认为，任何社会都有理性的内容，每个社会都有合理化论证和理性诉求，只不过是赋予合理性的方式不同[20]392。传统中国人世世代代囿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之中，大部分人只能形成一种天然的共同体思维。传统中国人的日常思维方式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有优势的，但同时由于缺少非日常思维，缺陷也是明显的，因为它不具有“世界观的彻底性”[12]11。“家国同构”“天下观”“大一统”“华夷一体”等观念是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其合理性自近代以来就随着现代性思维而被动发生变化。近代以来，“新旧”“古今”“中西”关系发生了移位，西方文明中心思维和“喜新厌旧”的现代本位思维方式对近现代中国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思维的合理性经历了从儒家“名分”“天理”的“自然合理性”“历史合理性”，到近代以来引进西方的“公理”“科学”的“格致合理性”“公理合理性”和“科学合理性”的发展历程。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意识”和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概念都是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浪潮中接受西方合理性标准的产物，科学成为现代知识和学科的垄断性用语，也成为普遍的规范和尺度，只有冠以“科学”之名才能被称为合理的和正当的，当代中国人的非日常思维受到科学合理性的影响和制约。
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丧失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合理性话语权，导致我们所主导的辩证的“多元一体”思维遭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原论思维的冲击。后者代表了整个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分解还原”思维，它将世界简化为一个向度和一个方面，“把某种占有世界的方式提升为唯一正确的方式”[21]15，甚至将世界的基本单位还原到“一人一国”，个人的身体成为与共同体“相脱离的人的容器，即身体中的‘国家’”[22]369。这样就实现了自我与社会认同的绝对分离，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非常容易破碎。西方国家借用这种“科学思维”来攻击、肢解多民族国家，而他们本身也遭受其反噬，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在整个欧美崛起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学研究并没有在符合科学合理性的时代潮流下，以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实际为出发点，建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科学共同体思维。西方民族学占据了“科学”合理性地位，以非日常思维和日常思维的双向互动原理为出发点，冲击和改变着还处在原始共同体思维和传统共同体思维状态中的民族的日常思维。不明就里的群众容易受到“科学”外衣的欺骗，在“有意识”实则“无意识”的行动中成为别有用心的外部分裂势力的棋子。这种非日常思维在共同体中一旦完成整体性的日常化、常识化，就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中华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牢固的“多元一体”共同体日常思维成为阻挡和拦截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原论思维的屏障，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当代中国人迈出日常生活世界，走进非日常生活世界，各族群众的思想观念受到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潜在的风险。我们不能因为近代自然科学的暂时落后就妄自菲薄，而是要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维，坚定“四个自信”，同时要革新思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带来更多的底气。正如赵志桥指出的那样，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了高度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摆脱了诸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想象的共同体’之类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桎梏”[23]。中国传统共同体思维要想实现科学化，实现自身时代化、合理化，就要从日常思维出发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路径。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共同意识（或常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24]108。这种集体性判断体现了一种持续和稳定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20]引言2的思维方式，是逻辑的理性的因素与非逻辑的非理性的因素的统一体[25]，是日常生活主体发现或者继承的所处生活环境中已经形成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借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个人无意识或多或少属于表层，它有赖于深层的集体无意识，而后者“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10]185。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思维方式起源于中华民族共同的行为，各族群众固有的认知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需要以长期“大一统”格局下稳定的生活共同体形式为前提。反过来，我们如何思维就如何行动，这种稳定的格局可以巩固共同体思维方式。日常思维的历史生成途径是从原始思维向日常思维的演进，表现为由无意识到无意识，即由自在到自在的过程，自在的原始集体形象和原型转换为自在的习惯、传统、习俗等；
非日常思维的生成途径是日常思维外化而成，由无意识向有意识、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
日常思维的现实生成途径是从科学、艺术、哲学以及人的现实活动向日常思维的渗透和转化，实现有意识向无意识、由自为到自在的过程。
（一）日常思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途径一：共同体思维的历史积淀
无意识在集体成员个人的日常精神活动中占首位，有意识生活的地位则无足轻重，并且有意识行为也是由遗传的“某种无意识的基质引起的”，“它由无数代代相传的共同特征所组成，这些特征便形成了一个种族的天赋”[26]95~96。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非压抑意义上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并非“尚未被意识到的”“新东西”，而是具有复归内涵的意识[27]70。日常思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一条生成路径就是历史共同体思维的积淀。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8]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传统、习惯、风俗礼仪的因循，这种经验性思维一旦固定下来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人们就会形成无意识行动，自发地对熟悉的刺激作出反应。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群众经历了原始日常生活、传统日常生活和现代日常生活，伴随日常生活形式的转变，其思维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但是以一种相对固定的方式完成的，用适应时代的内容替换了过时的和不合时宜的质料。根据唯物史观，旧思维孕育着新思维的质。“夷夏异制”“夷夏之辨”中潜藏着“华夷一体”的萌芽，“华夷一体”中又包含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萌芽。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形成的天然共同体思维和以儒家伦理道德思维为核心的传统共同体思维，随着自然交往的瓦解不可挽回地瓦解了，但这种瓦解和冲击并没有使原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基本规定性消散，而是作为一种原型内化到新时代各族群众的日常思维之中。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修补匠和工程师与原始思维和现代思维的比喻，弗雷泽在《金枝》中将人类思想分为巫术、宗教、科学三个阶段一样，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主体的共同体思维经历了原始共同体思维、传统共同体思维向现代共同体思维的转变过程。它们的关系是内在的而非割裂的，自然且传统的共同体思维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不能忽视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天然共同体思维和以伦理道德维系的传统共同体思维。
（二）日常思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途径二：日常共同体思维的非日常化
各学科所谈论的共同体思维的发源地是基于日常生活形成的经验性共同体思维，这一生成途径是由日常共同体思维外化为非日常共同体思维的过程。日常思维外化的目标是“将无意识的东西变成能意识的东西”[26]20，“不断将虚假意识转化为正确意识”[12]42。当代各族群众的日常思维常常表现为经验思维，它的历史原型是中华民族先祖的原始思维，日常思维活动与“原始思维活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0]16，我们与先祖的共同体意识在心理上具有一致性。先祖所拥有的原始思维是尚未开凿的整体，是一种综合性思维，日常思维是后综合性思维，从其中分化出后来的多种层次的思维，是各种层次“思维方式的总源头”[29]83。列维-斯特劳斯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将原始人的原逻辑思维与现代人的思维视为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两种平等发展、相辅相成的思维方式[10]182。科学继承中华民族先祖的经验性共同体思维是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思维产生的重要文化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将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从其中分流出科学、哲学、艺术等高级思维形式[12]序言1。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用奇花异草同沃土的关系比喻哲学、科学、艺术等更高的思维形式同日常生活的关系[30]8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先验，而是在几千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并随着共同体的发展外化、升华为一种共同体意识。我们经常使用日常生活元素来类比非日常思维，早在春秋时期，齐国晏婴就用烹调和羹与音乐和声来解释“和”与“同”的关系。中国现代的非日常共同体思维具有特殊性，因为它并非由日常生活单独自发外化而成，而是在西方现代性思维机制带来的异质思维方式自外而内的冲击下完成的。
（三）日常思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途径三：科学共同体思维的常识化
传统中国人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共同体意识中，人们不会去问“为什么”。在现代性思维机制的冲击下，传统共同体思维显露出弊病。旧的共同体思维中存在费孝通先生所说“私”的问题，即“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31]46的事实公式，也存在传统中国社会家族文化和家族精神中“没有国族主义”，“中国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32]3~4的问题。要想扬弃旧的共同体思维，形成感性与理性相统一、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相统一的新的现代共同体思维，进而形成血缘共同体与共同的利益需要、情感皈依与理想追求的真正共同体的同一，并保持其健康运行，需要排除大民族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的错误思维方式，求助于哲学、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思维检验和怀疑被视作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规范和规则，从非日常生活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下沉，使科学的共同体思维常识化。
一方面，从非日常单一思维向综合性日常思维的回归。非日常态度是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日常思维才能获得高维领域的思维和知识。在现代科学高度分化的今天，人类学、文化学、哲学、民族学甚至人工智能领域都已涉及共同体思维研究，人们各执一词，而现在只有日常思维还具有兼容并蓄的综合性。人们逐渐走出了日常生活世界，进入非日常生活世界，当回到日常生活之时，会自觉将非日常知识带入日常思维“这条长河”之中，满足生活需要，并产生出新的对象化形式[12]序言1，这也是我们能够从旧的共同体思维向新的共同体思维转变的科学依据。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分解还原思维也是通过这条路径传播的。以科学的思维向日常生活下沉，才能提升日常思维的科学性，使其不断产生新质，逐步过渡到更高的形态，从而促进传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集体无意识向实现科学集体认知的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变。
另一方面，从共同体理性思维向共同体感性思维回归。在日常生活中，各族群众的共同体思维变化相对缓慢，因而能够在其中看到清晰的无意识—有意识—无意识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往往需要科学的教育才能实现。非日常思维向日常思维下沉，替换、修正了日常思维中的不科学成分，自身也成为日常思维的一部分，成为一种保守的力量，成为一种感性思维。当代，科学的进步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思维方式，科学几乎规定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但是日常思维依然不会被取消，也不会被科学思维所取代。虽然科学能改变日常思维的视野、内容等，但基本不会改变它们的结构[12]71。日常思维的保守性与顽固性使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识不断融入日常思维之中，并成为其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传统的集体无意识逐渐形成科学理性的集体意识，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并非停留在非日常领域，而是要回到日常感性生活层面。理性的共同体思维通过日常生活重复性活动的洗礼和内心的积淀，内化到日常思维之中，在每个共同体成员的心灵深处形成新的集体无意识，并成为未来出生的日常生活主体社会先验的集体潜意识，成为现在和未来每个中华民族成员心中牢固的共同体意识，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自在自发地指导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活动。
日常生活领域是所有层次的中华文化的发源地，非日常层次的共同体观念都是日常思维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它们最后的栖息之地。科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建构，需要继承旧的日常思维中合理的共同体观念，吸收哲学、科学等非日常思维的精华。日常思维的科学化对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也体现在培育具有科学思维的时代新人方面，通过日常思维的科学化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向现代化迈进，逐步实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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