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琴
【摘要】哈罗德·品特的戏剧作品从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个层面书写了战后英国社会普通群体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呈现了共同体所面临的困境，传达了剧作家深切的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品特；
共同体；
困境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4-004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4.015
基金项目：本文系马鞍山学院校级重点项目（QS2020004）阶段性成果。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1930—2008）是战后英国剧坛最负盛名的剧作家之一。品特生活于英国社会动荡和转型时期，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和信仰危机，也见证了战后英国社会变迁和新旧秩序交替下普通群体的生活遭际。他的作品聚焦小人物群体，关注人与人之间、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再现了“国家实力下降，社会高度分化和生存环境严重异化背景下的共同体困境”[1]56，彰显了剧作家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及其深切的共同体关怀。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品特戏剧的研究如汗牛充栋，但对其戏剧中共同体表征的关注较少。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有机的生命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实的共同生活”[2]71，“人们通过自己意志、以有机的方式相互结合和彼此肯定的地方，就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共同体形式。”[2]88他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形式，其中共同体内成员的关系依次表现为亲属、邻里和友谊。三种共同体互相关联，呈阶梯式递进。本文借助滕尼斯对共同体的阐释，剖析品特戏剧中不同形式的共同体生活，揭示其对共同体命运的关注。
一、血缘共同体：爱的缺失
滕尼斯认为个体之间的血缘纽带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因为家族亲属关系是“是一种植根于意志的形塑共同体的趋势和力量”，“最有可能发展成共同体的萌芽”[2]77。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衍生出来的共同体称为“血缘共同体”。共同体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休戚与共。“家”是品特戏剧中血缘共同体的主要表现形式。然而，“品特笔下的家多是些空壳子”[3]91，家庭成员并没有因婚姻和血缘的缔结而形成凝聚力，血缘共同体面临分崩离析的情境。
品特戏剧中的婚姻主题随其创作生涯的延续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整体而言，其作品中的婚姻生活中充斥着不和谐的声音。在早期的“威胁喜剧”中，夫妻双方常因拒绝交流或缺乏沟通而呈现出冷漠或疏离的状态。如《房间》中，夫妻间的对话由于丈夫的沉默而变成了妻子喋喋不休的独白；
《微痛》中的丈夫因妻子的漠视而最终精神崩溃，家庭也随之解体；
《生日晚会》中单调、压抑的交流方式更是将夫妻间孤独、隔绝的状态展露无遗。随后的记忆戏剧中，夫妻之间大都夹杂着一个来自现实世界抑或是记忆世界中的插足者，从而对婚姻关系的稳定构成威胁。同时，这类戏剧中夫妻双方均视婚姻为游戏，“背叛”成为婚姻的主旋律，进而背离了伦理道德的内核。《情人》无疑是呈现这类主题的典范之作。整部剧中，理查德和萨拉表面是恩爱和睦的模范夫妻，却突破传统伦理纲常，玩起假扮情人的“幽会游戏”，呈现了一种扭曲的婚姻关系，给观众带来强烈的道德冲击。在后来的《背叛》中，品特则更是直接呈现了夫妻双方的婚外行为对婚姻伦理秩序的破坏，演绎了游戏与虚幻并存的婚姻本质。可以说，品特戏剧的夫妻关系中矛盾远胜于情感关怀，彼此间无法构建和谐共生的家庭共同体。
血缘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为稳固的关系，亲属之间和谐融洽，亲密无间。然而，品特戏剧中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倾轧，缺乏理解与支持，难以形成相互依赖、共享共生的状态。《归家》中便刻画了这样一个丛林般的原始血缘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因“领域之争”而进行着蛮荒的蚕食战争。父亲马克斯试图以父权制大家长的身份操纵和控制家庭成员以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而家庭成员对此却不以为意，肆意挑战父亲的权威。伴随着长子特迪及其妻子露丝的归家之旅，这个血缘家庭中的矛盾不断升级，直至走向解体。面对长子的归来，父亲及兄弟非但没有表现出“家庭团聚”的喜悦，反而怒不可遏、言语无状。老马克斯与儿子的初次见面就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并对儿媳破口大骂，不愿认可儿子的婚姻事实及儿媳的身份。同样，特迪的弟弟们对于多年未归的兄长也只是简单的问候，并无过多温情。当看到露丝一个人独处时，弟弟莱尼甚至主动上前攀谈、搭讪并引诱露丝以妓女的身份留在家中。剧终，特迪默许了家人对妻子露丝的安排，独自离开了家中，归家之旅使其最终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该剧中的家就像是“一个离心花瓣一般，家人间的关系则像是章鱼的触手”[4]226，爱的残缺导致家庭成员们之间未能生成关怀意识，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共同体的构建面临困境。这样的家庭关系在品特的家庭戏剧中俯拾皆是，父子关系抑或是母子关系总是处于对抗之中，因为“每一个人物似乎都深陷在不动声色的仇恨当中，不能自拔，看不到半点爱的阳光和温暖。”[5]84
对于剧作家而言，家庭应当是“充满爱、温暖和安全感的天堂”[6]81，能够满足彼此间心理上的情感需求，是由成员共建的命运共同体。但其戏剧中，不论是婚姻家庭还是血缘家庭，家的形象都是残缺的，家庭成员之间都因爱的匮乏而缺乏凝聚力。家只是一种机械聚合的存在，缺乏持续、长久的活力，血缘共同体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根本。
二、地缘共同体：家园的想象
“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相同的地方”[2]87，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相互关系，包括家庭，邻里及社群关系。在共同体中，成员通过自由意志，以有机的方式相互结合且彼此肯定。品特戏剧中的人物以“房间”为栖居场所。“房间”既是一个地理上的空间场所，使身居其中的人因地缘而联结在一起，也是一个如家园般温暖的精神存在，让人物有“安慰、舒适感、归属感以及伙伴和共同体的关系”[7]5。但是，房间所给予人物的只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安全感”，同时也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精神家园”[7]5。
“家宅庇护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者，家宅能让我们在安详中做梦。”[8]5作为理想的共同体形态，家园“似乎总是被用来激发美好的联想”[9]76。品特戏剧中的房间也总是给予人物以光明和温暖，是人物的避难所。在《房间》中，房间内的温暖舒适和外面的冰天雪地形成鲜明对比。主人公罗斯多次透露出对所居住的房间的满足。但随着剧情的展开，房间不断有陌生人闯入。房东基德、桑兹夫妇和盲人赖利先后来到，他们或是觊觎房间内的物品，或是觊觎房屋本身，或是直接对房间内的人有所企图。伴随着这些外来人员的闯入，罗斯的心理日趋不安，房间内的稳定性，以及房间带来的安全感也随之被破坏。房间这一地缘共同体并未如主人公预想般美好。另一方面，房间内部的动荡同样也影响着其稳定性。罗斯和伯特虽共同生活在同一房间，但两人之间沟通并不顺畅，且存在明显的对立和冲突，他们之间并没有因共同居住在同一区域而形成亲密的共同体经验，从而导致地缘共同体内部缺乏向心力，在面临外来威胁时显得脆弱不堪，时刻面临解体的风险。同样，《生日晚会》中的斯坦利、《微痛》中的爱德华等人物也都视房间为安全的天堂，但最终房间都无一例外地因为来自内外的威胁而岌岌可危，呈现出散裂、脆弱的特点。
房间中的人物还通常在回忆中构建带有个人理想主义色彩的共同体，呈现了与现实中的共同体生活相冲突的存在，继而预示着现实中共同体的断裂。在《无人之境》中，赫斯特居住在精致舒适的大房子里，表面看来他和两个仆人同心协力，驱逐了外来者斯普纳的入侵，维护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地缘共同体的利益。然而，现实房间内的共同体生活于赫斯特而言却如同枷锁和牢笼。赫斯特与仆人虽居住在一起，彼此间相互熟知，且遵循着约定俗成的秩序与规则，但个体自由的丧失最终使其难以对居于其中的共同体产生认同感。此外，赫斯特与仆人在阶层上的差异和地位上的不平等，使他们之间难以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从而造成了地缘共同体成员间的嫌隙，破坏了共同体的稳固性。出于对自由与理想共同体圈层的渴求，剧中的赫斯特反复提及过去，运用往事的“碎片”，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回忆共同体。昔日乡下的小屋、草地上的茶会激起人们对美好的田园生活的联想，是“一个纯真年代的意象，一种真正的英国性之所在”[10]181，这也成为赫斯特的精神慰藉之所在，体现了其对往日美好共同体生活的幻想。但是，回忆中的理想生活终究只能永远停留在赫斯特早已发黄的相册中，是一个“失去乐园和天堂”，但同时“又是人们热切期望重新拥有重归其中的世界”[8]5。人物沉湎于过去，以回忆建构“精神家园”，是品特戏剧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回忆承载着人物对于理想生活的缅怀，以及对现实共同体生活的失望。过去与现在的对立也暗示了现实共同体必然面临的重重危机与考验。
综上所述，品特戏剧中的人物虽居于“房间”中，但这一地缘共同体的稳固性和完整性却不断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而面临崩溃的困境。共同体成员沉溺于对美好共同体生活的幻想中，展露了人物对美好家园的向往，也体现了对理想共同体生活的诉求。
三、精神共同体：个体的分裂
滕尼斯指出，精神共同体“可理解为心灵性生命之间的关联”，是“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2]87。共同体成员能够在共享的认知框架和价值观基础上，相互交流、合作且彼此影响，达成情感上的共鸣，实现精神上的联结。然而，品特戏剧中，共同体成员因共同情感和价值追求的缺失，彼此之间陷入孤立隔绝的状态，未曾达到精神上的契合，从而导致共同体的崩塌。
“文学家们对于共同体的构想从来都是充分运用会话元素的”，且“会话的态度、语气与共同体的精神密切相关”[11]63。品特戏剧中人物无逻辑且自相矛盾的话语，呈现了荒诞不经的会话场景，揭示人物迥异的精神状态，直喻共同体内部的无效沟通及精神共同体的崩裂。戏剧中的人物话语琐碎啰唆，充斥着日常话语中的重复、停顿和沉默以及大量的市井俚语，表意含糊不清。这就意味着话语已不再是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人物间的对话前言不搭后语。例如《房间》中的罗斯和伯特、《生日晚会》中的梅格和皮特以及《微痛》中的弗罗拉和爱德华等人物间的对话皆是断断续续、无厘头的词语堆砌，让观众困惑不已。而在中期的记忆戏剧中，几个人物相对而坐，但他们之间的对话却如同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更是凸显了人物彼此间孤立隔绝的精神风景。因而，戏剧中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意义分离，话语丧失了表意的功能，会话所展示的是个体精神的隔绝和人际关系的割裂，进而表征精神共同体的崩溃。“共同体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度沟通/交流”[12]74。人与人之间存在沟通障碍，也就无法实现深度的精神交流，其所在的共同体也就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语言的多重功能是品特戏剧的另一重要特征。人物常滔滔不绝或沉默不语，以掩饰自我的真实情感和动机，因为“谈话就意味着暴露，容易把自己薄弱的一面展示于人”[13]113。此外，人物也将语言当作武器，以达到威吓、攻击对方的目的。换言之，品特的戏剧“探索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但人们“不是用刀剑进行决斗，而是用词语和沉默”[13]154。非理性的语言下隐藏着说话者的真实自我，揭示了人物内心的焦虑、惶恐以及欲望，由此人物间的对话也暗示人际关系中各种矛盾纷争和权力博弈，继而直指共同体成员相互攻讦、明争暗斗、争权夺利的真实关系，进一步预示着共同体的瓦解。
共同体的凝聚力“取决于每个成员怎样想象自己所在的共同体，包括想象陌生人”[14]6。因而，共同体的深度不仅体现在成员之间的精神联结，还体现在成员与外来陌生人的关系方面。“假如一个共同体容不下陌生人，或者让陌生人受到冷遇，那它就毫无深度可言”[15]81。而品特戏剧恰恰展现了共同体与陌生人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剧中的陌生人因各种原因试图进入共同体，引发共同体成员的不安和恐慌，进而遭遇了来自共同体成员不同程度地抗拒和排斥。譬如《房间》中的罗斯对于外来者盲人赖利的到来充满抵触情绪，话语交谈中也是处处防备，而伯特则更是直接暴力地将其杀死；
《看房人》中的流浪汉戴维斯作为弱势群体渴望融入共同体生活，但却受到了米克身体和语言上的双重欺凌，最后共同体成员联合起来将戴维斯驱逐出去；
《无人之境》中的斯普纳同样因期许能在房间中获得立足之地而与房间内的成员不断发生摩擦，最终也未能如愿进入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对于陌生人的态度揭示了共同体内部涣散，缺乏包容心和共情能力。不可否认，陌生人之所以难以被共同体所容纳的一个原因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异质性给共同体带来的潜在破坏性，但更重要的是共同体成员对外来者充满恐惧，难以建构心灵相通的友谊关系，从而无法接纳异己，联结彼此。这也是共同体内部协调机制与灵活性缺乏的表现，使其无法以恰切的方式来沟通以调和这种矛盾。
表面看来，品特戏剧刻画了个体人物因无法交流或拒绝交流而陷入孤立隔绝、甚至是精神崩溃的状态。但实质上，它表现了品特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深思以及对精神共同体崩溃的忧虑。现代性将维系共同体生活的价值观和情感纽带销蚀殆尽，带来个体生活中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个体分裂，难以建构以共同情感为基础的精神共同体。
四、结语
品特以巧妙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力，抒发其强烈的共同体冲动，表达了对美好共同体生活的憧憬。从血缘共同体内爱的缺失，到地缘共同体成员对家园的想象与缅怀，再到精神共同体中个体的情感分裂，剧作家对战后英国社会普通群体的境遇、诉求和命运予以全面的观照，展现了共同体在个体日益缺乏安全感且人际关系日益冷漠的现当代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从而使其作品具有普世价值。其笔下的共同体书写回应了当代的共同体议题，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共同体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并积极探索如何突破共同体困境，构建理想的共同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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