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寨中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城关人，三十一岁中进士，历河东盐政、顺天府尹、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在其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虽频遭颠蹶而旋即进用，休致返里后，又被乾隆皇帝召返，教授诸皇子，位列相位。他毕生以其突出政绩和敢于犯颜直谏而蜚声朝野。山西学者郭象升评价“嘉淦初为直臣，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也”。
师拜朱张 精研理学
明末至清中晚期，兴县共取进士二十三名，其中孙氏一族就有十三名。最为耀眼的是孙嘉淦兄弟四人，除长兄在博取功名之前就英年早逝外，其余三人均读书成硕彦，考取进士，是清代晋西北名门望族的典范。
“一门三进士”，孙嘉淦最为显赫。孙嘉淦生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万寿恩科”中进士，他入翰林院后专心论纂文史，没有机会受到重用和显示其政治才能。日久，已不满足于此类职责，便游于朱轼、张伯行门下，研求理学。朱张二人不仅是康熙、雍正两朝重臣，且是理学的研学者和实践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山西发生旱灾，钦命朱轼到山西发放赈灾粮款，恰逢孙嘉淦此时因母丁艰在籍守制，受邀至太原，与朱轼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
孙嘉淦在研求理学中，认为“大贤推孝悌之道，而得为仁之本焉。盖人能孝悌，则不仁之事远而仁道生矣。故为仁以孝悌为本也。”“君子之为仁于天下者，将使天下有治而无乱也。”在孙嘉淦的理学思想中，孝道是仁义中信的基础和出发点，进一步引申为对君主的“诚敬”。认为不孝者，绝谈不到忠诚和敬信。正是如此，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冒死犯颜直谏，表现出其对君主的忠诚。
犯颜极谏 直不隐晦
康熙帝晚年因储位之争，发生了纷繁复杂的“夺嫡”之战。孙嘉淦虽在翰林院任七品编修之职，也耳闻雍正即位“弒兄”“屠弟”的一系列事件，对新皇不念手足之为，十分不满，而朝中大臣们都敢怒不敢言，民间亦谣言四起。孙嘉淦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奋笔疾书三言：一曰“亲骨肉”，劝皇上不要兄弟相残，以免天下人耻笑，百姓胆寒；
二曰“罢西师”，与葛尔丹停战改和，减少士卒伤亡，调兵转饷；
三曰“停捐纳”，减免黎民繁重的税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尔后，将奏折交给翰林院掌院学士鄂尔泰，托其呈上。
孙嘉淦的三言，可以说每一条都违背了当下的圣意。雍正御览孙嘉淦的折子后，将其甩给大臣们看，并点着鄂尔泰的名说：“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站列班中的吏部尚书朱轼，看到孙嘉淦此折子，叹后生可畏，便出列开导说：“皇上，此生诚狂，然臣窃服其胆。”雍正亦转怒为喜，笑曰：“朕亦服其胆。”孙嘉淦一生以忠清鲠亮著称于官林，每次奏劾，直不隐晦。雍正帝曾对九卿说：“孙嘉淦每事陈奏，可谓直言极谏，汝等当以为法。”
雍正十年（1732年），颁旨要从国子监教习人员中选拔一批外放官员，孙嘉淦掌国子监祭酒，知道那里有不少期满的教习人员可以外放。于是，他与九卿挑选其中的六名，待早朝时向雍正逐一汇报这些人的情况，提出任免建议。他刚禀告完毕，果亲王便出班陈奏：“皇上，孙嘉淦所言，显然是欺罔，此六个教习，如同圣人一样，没有一点毛病？”
雍正问孙嘉淦：“依尔所言，此六个教习都可外放？”孙嘉淦道：“宋镐、方丛仁等六人，作教习与臣一起共事，未发现他们有不端之处，且臣与九卿核察无异，可外放。”
雍正说：“朕闻此方丛仁人品不端，把情况搞清楚再议叙。”孙嘉淦脱口道：“臣对他了如指掌，不需再考核。”皇上听了不悦：“尔敢保举他吗？”孙嘉淦耿直地说：“臣愿保”。
“宪皇帝不用，公争益坚。”上掷笔与之曰：“汝书保状来！”“公持笔欲下”，果亲王呵之曰：“孙嘉淦，汝太狂妄，敢擅动御笔耶！”孙嘉淦“方悟，捧笔叩头。”“上大怒，反缚置狱，拟斩。”几天后，皇上怒气渐消，已而大学士朱轼曰：“孙嘉淦大戆，然不爱钱，可银库行走。”皇上亦言：“从宽免其治罪，着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公出狱，不抵家。迳趋库所”，径自去银库效力，一干就是两年。
一次，果亲王带着几个侍从，“突至库视公。”要看看孙嘉淦被贬后的表现。到了银库，出乎果亲王意料的是，“公方持衡，伛偻称量，与吏卒杂坐，劳苦均共。”待果亲王检查过所收银两和账册，两相对照，账物相符，丝毫不差。“王大奇之，即为转奏，堪以重任”。雍正知孙嘉淦不爱钱，便启用他为山西河东盐政。
乾隆元年（1736年），孙嘉淦由河东特召返京，迁吏部侍郎，又补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其时，新皇初政，群臣俯首，宫娥簇拥，其中不乏阿谀奉承之人。孙嘉淦忧心新皇被此风所染。于是，在乾隆即位几个月后，便上了一道奏折《三习一弊疏》。疏折近两千字，提出“三习一弊”，即耳习、目习、心习。疏言中指出：皇帝听惯颂扬之词后，就会“喜谀而恶直”，见惯了顺从趋媚之人后，就会“喜柔而恶刚”，习惯了自以为是的思考方式后，就会“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就是“喜小人而厌君子也”。孙嘉淦劝谏乾隆帝要力除“三习一弊”，做到君心居正；
要虚怀若谷，不要唯我独尊；
要有自知之明，并非无所不通；
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远小人，近君子”。
《三习一弊疏》不仅使孙嘉淦成为直言谏诤的名臣，其言也被后世诸皇帝当作座右铭，以此警示自己。清曾国藩在其《鸣原堂论》云：“嘉庆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进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帝登极，寿阳相国祁寯藻亦抄此疏进呈。余在京时，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
精研六经 著述甚丰
孙嘉淦任直隶总督时，于保定督府写下“居官八约”匾：“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短短42个字，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概括了其为官做人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显古法之精要，育后人以励志。
孙嘉淦一生勤学，精研六经，著述甚丰，仅流传下来的理学著述就有百万余言，所述又不拘泥于前人成说，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仅理学经解类就有《南华通》七卷，《春秋义》十五卷，《诗经补注》二十卷，《易经解》十卷。其中《诗经补注》和《周易述义》由乾隆皇帝亲自裁定，书名分别冠以《御纂诗义折中》《御纂周易述义》。《南华通》是孙嘉淦解释庄子《南华》的一本书。因庄子文中词组成篇而无系统性、流变性，非常难读，人们认为“南华之文天下之至奇也，来不知所自来，去不知所自去，忽而如此，倏而如彼，使人不得其归。”孙嘉淦伏案深耕，将《南华》之文一一作了注释，对后人研究庄子起了抛砖引玉之效，实乃佳作。
孙嘉淦毕生研究《周易》颇有心得。乾隆十八年（1753年）初，皇上命他从事易传爻象，他用近一年时间写出了《周易述义》十卷，即将告竣之时，疮病复发，不久与世长辞。乾隆接到孙嘉淦长子孝愉进呈的遗本后，对近臣曰：“朝中少一正人矣！”皇帝珍惜孙嘉淦未完之《周易述义》，命内阁重臣傅恒、来保等人统领，组织二十人续编、誊录、提调、校对，终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夏竣工，乾隆又亲自作序，付梓此书，并收入《四库全书》。
孙嘉淦还有一些对理学的讲解著述，如《春秋义》等。他晚年认为自己于《春秋》本旨未能尽悉，自觉其失，“误解圣贤，”以讹传讹，旋毁其版。所幸时任山西巡抚刘于义有一采进本，得以保存，现收藏于山西省图书馆缮本部。可见他的治学态度严谨且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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