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晨 曾俊淇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民族经济史是民族经济学与经济史两个学科有机结合的交叉研究方向，也是民族学、历史学与经济学碰撞交流的领域，承载着突出的理论价值和显著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民族关系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平等成为现实。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重大学术工程为民族经济史研究积累了详实的基本史料，涵盖族别经济史、民族地区治理研究和各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断出现。扎实的基本史料与丰富的专题研究，既描绘了神州大地的“多元”画卷，更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一体”诗篇。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经济史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与书写。
1996年5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牵头组织召开专门研讨会，会上学者们系统回顾了民族经济史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认为深入研究民族经济史，可以丰富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内容，弄清其发展的基本线索，加强民族向心力，意义重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族经济史学科的想法，指出民族经济史应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服务，更应为振兴民族经济服务。会上还对研究重点、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提出了建设性意见。[1]但是，这些倡议和意见在会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得到落实。除了本次会上曾经印发的内部文稿和会后发表的论文外[2]，学界对于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缺乏梳理与归纳，这无疑加剧了该研究领域的边缘化倾向，使得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湮没无闻，甚至在成果发表时难免遇到学科分类错误、专业出版机构匮乏等种种问题。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党的十九大又将其提升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2022年党的二十大对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予以进一步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而是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的结果。[3]这要求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过程，特别是需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进展，厘清民族经济史的主要脉络与中心线索，这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的关键环节，对于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近代以来的“民族”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的特征也是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共同体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些要素的萌芽。[4]“华夷一统”在先秦时期已经萌芽，到汉代业已成型。汉代以后的统一王朝，各族人民的认同感也都在汉代的基础上有所增益。而在相对分裂时期，汉初形成的“华夷一统”思想就是他们尽力统一疆域的内在驱动力。[5]然而，中国古代王朝的多次更替，使得“华夷一统”在不同民族之间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诸如战争、和亲、会盟等标志性事件，都成为了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环节，因而成为了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的重点研究领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长期而日常的经济交往却成为了研究的薄弱环节。事实上，常态化的经济交流和互市贸易，应当成为考察民族关系的主流，而非支流。例如在分析唐王朝与吐蕃之间的经贸关系时可以发现，朝贡和回赠等形式的官方渠道贸易，在物产交流和生产技术传播上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唐蕃之间“树碑定界、划地互市”的民间贸易则将双方的经济关系进一步扩展，对改善和发展民族关系起到了不可遏制的促进作用，持续友好的物质文化深入交流也助推了某种程度的民族交融。[6]不仅仅是汉藏之间，众多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这一过程中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这也成为我们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源流的认识路径。
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统一为内涵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得以发展的基础，经济史在本质上则可以被视作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社会经济形态演化过程。各民族间表现的各种形式的经济交往的历史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经济史为我们提供了各民族经济往来的历史写照。民族经济关系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特有的研究范畴，重点强调各个历史时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商贸往来，这既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表现形式，又是各民族自身的经济发展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我国众多民族在农业史发展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先秦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一个不同民族“多元交汇”的体系。[7]通过对这一体系中粮食作物种植首创性[8]、畜牧技术开创性[9]、水利工程贡献度[10]和经济作物利用[11]等多个方面的考察，可以明确反映各民族在我国农业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与农业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早期游牧生产方式方面，如对匈奴、西羌、鲜卑及乌桓的畜产品、季节性迁徙、辅助性生计等游牧生产方式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则可以发现，当游牧民族的生活愈发依靠长城以内的诸多资源时，他们与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定居国家在经济生态和政治利害等方面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紧密。[12]结合考古资料对古代东北游牧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肃慎、东胡和秽貂等族系在早期东北地区开发过程中均做出了重要贡献。[13]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这种融合除了通过战争等因素实现以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和经济交往实现的。如秦汉时期匈奴与中原间的经济物资互为依赖、风俗文化彼此交流，互为补充的经济依存关系维系着中华各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完整体系。[14]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对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和抚”政策，有力推进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当今西南不少民族仍流传的与诸葛亮有关的传说，其中关于耕牛使用、竹箩编织、房屋修建的内容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农业、建筑等方面的技术进展，这无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15]而在北方，尽管学者已经广泛批评了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倒退[16][17]，但较晚的研究对此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入主中原的民族并没有造成历史的大倒退，其不仅在耕作方式保持了原有的精耕细作，甚至还略有发展。[18]当然，不论社会经济总水平处于进步还是倒退，实际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激烈碰撞在这一时期仍是北方历史发展的主线，这在政治史研究中已有不少突出的成果，即便是用“内亚史”的崭新视角，也无法否认两种文明的融合和历史观的折中。[19]两种文明本身就是不同生产方式的代表，在经济上的冲突所带来的必然是不同生产方式的选择与取舍，在农耕地区进行游牧生产所带来的规模不经济，经历了对精耕细作的逐渐适应后产生的种种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调整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北方农牧交错带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中得到了印证，农牧交错带作为两种生产方式的交错区域，自然会出现商品交换的集散地，并在商品集散地的基础上通过人口集聚发展成为集镇。[20]以各民族人民和谐共生为基础的农牧交错的生产方式交织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市镇形成的重要因素，这对经济体的成长和民族共同体的觉醒往往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
尽管南北朝时期已有了中央政府使用羁縻政策进行民族地区管辖的雏形，但设置羁縻府州的历史则要延至唐宋，这也标志着羁縻制度达到了顶峰。宋代西南地区羁縻政策的多元化，使得生、熟蛮的身份并不以其实际生存地域来确定，生熟户之间的经济交流是一直存在而并无显著界限的。[21]同时，宋代西南地区羁縻政策中食盐曾经承担过夷汉之间价值认同的桥梁，从而推进这一政策的成熟和发展。[22]除了食盐与其他商品的交换外，宋王朝利用区域贸易实现了对广西地区的羁縻，左右江地区的洞酋依靠贸易获得了经济利益，也意味着彼此被市场逐步整合至一起。[23]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南民族地区，羁縻政策适应了土家族的经济基础，使汉族和其他民族与土家族有更多接触的机会，能够相互促进、相互支持，从而推动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24]可见，羁縻制度不是简单地放任自流，而是中国古代“因俗而治”思想的具体实践。
但是，羁縻制度往往不直接讲求经济利益，客观上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是中央政府主观上的考量[25]，这也是该制度在元代转变为土司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是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一次重要变化，而生产关系上的封建领主制的建立是土司制度推行的最重要经济基础。[26]在这一条件下，土司制度与民族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元朝在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设置，能够适应统一全国兼顾各民族利益的需要，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地区以及全国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元朝由于疆域的扩大和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形式，客观上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农业、手工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民族地区得到了开发，促进民族融合并改变了经济结构。[27]
改土归流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管理民族地区的重要举措，学者们对于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研究认为其在消除土官对民众的剥削、改变民族地区人民对土官的隶属地位等方面有着重要进步意义。[28][29]86虽然近年来也有研究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30]，但若是将计量经济学方法引入民族经济史研究，其实证结果则认为清代在西南边疆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长期来看，改流地区比未改流土司地区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一影响甚至持续到当代。[31]土司制度的出现和“改土归流”的推行都是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必然结果，对社会经济进步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都有着积极意义。[29]86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曾有过两个著名的学术讨论。一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二是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32]当今学术界对于第一个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种意义上该问题属于学术研究的伪命题；
第二个问题于1961年率先提出，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1989年，汪敬虞在经过了30年的思考后正式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一条主线[33]，这一看法虽然被多次质疑，但总体上来说也取得了相当的共识。也就是说，探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其被帝国主义侵略所打断而导致不发展同样重要。然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与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势有关，其在民族经济史上也有鲜明的体现，具有共时性与贯通性的特点。
造成这一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民族地区经济在前近代的总体落后状况。如果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前近代的中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就不应该是零星而散见的，在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上就应该有所体现，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也应该有所表达。但是，学者们无法找到相关的史料，对此也并无确凿的证据，仅有部分零星的研究。通过对鸦片战争前我国民族地区资本主义萌芽情况的分析，认为只有在农业、手工业以及商品经济水平都已接近于汉族的广西壮族地区的手工业中，才看到了少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除此之外，在民族地区其他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实际上应被纳入小商品生产或封建生产的范畴。鸦片战争前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发育程度是大大落后于汉族地区的。[34]而近代以来，广西地区呈现出洋货遍布的景象[35]，这与上述只有零星资本主义萌芽并不相符，其显然是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的结果，并不一定为广西地区的现代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契机。[36]即便是在近代已经开埠的广西龙州口岸，其发展模式与东部沿海通商口岸大不相同，通商口岸的中小型城市在民族地区发展极其滞后，中国这时候的二元经济是不同时代、不同生产方式的畸形结合。[37]可见，非但原本民族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开放通商口岸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关联，而且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影响相比，其经济绩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启示我们，研究资本主义不发展的一面，比单纯研究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显得更加重要。
事实上，西方列强在对中国侵略过程中，对于民族地区的侵略与蚕食较之中原地区更早且深。通过西藏地区的考察则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特征，元明清三代西藏地方同祖国内地的良好经济关系是自唐、宋以来西藏地方同中原包括进贡和回赐、茶马互市、设立驿站、开展赈济在内的经济关系不断发展、日益密切的产物。但帝国主义对西藏进行经济侵略后，西藏地方经济日益半殖民地化。[38-39]而如果系统梳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我国民族地区的历程，则可以总结出外国资本主义对我国民族地区进行经济侵略的特点：一是以直接占领我国民族地区的领土为主，经济侵略为次；
二是同国内其它地区相比，超经济的暴力掠夺手段多，直接投资少；
三是直接投资中商业、金融业及铁路的投资多；
四是工业投资主要集中在矿山。这使得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民族地区与内地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拉大。[40]
即便是近代少数民族地区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也有相当的发展，但比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全国主要城市的蓬勃兴起，民族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也较为滞后。若对近代民族地区的工业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民族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进程同全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基本一致，但综合来看，民族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更为薄弱和落后，特别是没有起到以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动落后的生产方式迅速发展的作用。[41]而近代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业资本的发展，既有中国近代商业资本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与掠夺原料的需要，以及把商业利润投向土地扩大封建经济兼放高利贷的共同特点，也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既有分解自然经济与活跃城乡经济等积极作用，也有效劳帝国主义、贩卖鸦片、扰乱市场、阻碍工业资本发展等消极影响。[42]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催化剂，这在学界已经形成共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根本目的是要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然而，在没有任何共同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野心和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不可能实现，更使得本就有经济往来和文化相通的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聚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自觉意识，并进一步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同仇敌忾、共抗外敌的强大现实力量。然而，全民族抗战意识并非在一瞬间形成，近代以来列强对于我国的经济侵略和蚕食瓜分，逐渐使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各民族深深意识到本民族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一体性和共同性，只有实现和维护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才可能实现和维护好各民族具体利益。[43]关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经济侵略的考察，有利于看清这一过程的全貌，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的演进路径。
正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中，民族地区群众迫切需要实现经济追赶，这就必须要通过经济交往的方式实现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以云南为例，资本主义交换实际上使得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相互补充和依存的关系。各民族经济体在商品媒介下发生广泛的经济联系后，商品经济必然会对各个民族经济体发生猛烈的冲击。[44]以新疆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的社会整合，为商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天津商帮的商业活动在推动新疆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促进城市近代化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45]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大后方的经济开发，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战前中国工业偏集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畸形状况，各民族商业资本空前壮大，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历史潮流，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46]抗战时期规模浩大的经济内迁，尽管从根本上来说是特定时局环境中为政治需要服务的特殊现象，但在客观上对抗战时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47]此外，通过现代银行的内迁，法币在以湘西地区为代表的民族地区得到进一步使用和推广，民族地区与区外经济金融联系得到了加强。[48]同时，全面抗战时期民族地区的工商业发展，通过传播科技知识和商品经济的观念等方式，为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49]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平等成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为各族人民更为深入、更可持续的经济交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可靠的保障，党和国家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全力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地区面貌日新月异、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蒸蒸日上，”[50]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不断得以深化，一批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则承担了为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沧桑巨变著书立传的光荣使命。
要想深刻把握70年来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所发生的沧桑巨变，首先有必要回溯新中国成立前夕其所处的经济形态。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上，从氏族、部落间的偶然的物物交换到劳动力成为商品，都能够在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找到其典型形态[51]，民族地区的现代工业体系及本民族的产业队伍也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52]例如在以黔东南为代表的民族地区，不合理的地权分配制度与租佃、雇佣、借贷等封建剥削关系交织扭结，导致各民族底层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严重阻碍和束缚了各民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5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考虑不同民族的不同特点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因地而施、因俗而设的政策举措，稳妥有序地推进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昔日缺乏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的各民族底层劳动人民普遍分到了土地，这也使得各民族群众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显著提升，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新生的人民政权体系延伸到民族地区的村寨，广泛的组织网络有效地整合了各民族社会并将其直接纳入统一国家的权力体系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政治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54]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浪潮中，民族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工业化进程深刻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居住格局、就业结构、教育结构及社区自我管理模式，发挥了消解原有封闭自然经济的重要作用，各民族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日益扩大的经济交往中得以深化。[55]若以个案来说，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青海牧区的经济变迁体现了国家在牧区集中有限的资源兴建道路、兴办工业企业，推动牧区经济的举措，成为国家计划经济架构的一部分，促进了牧区与区外的经济联系，同时也为日后更加密切的经济交往奠定了基础。国家力量主导的经济变迁促成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牧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铸牢。[56]
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长达近20年的“三线建设”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三线建设”极大地改变了我国西南和西北民族地区的工业落后状态，推动西南和西北民族地区涌现出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和城镇，使更为深入、更加广泛的跨民族经济交往成为可能。[57]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将大量工程布局到西南民族地区，西南民族地区新建了大量铁路和公路交通线，使得西南民族地区与区外各省区的经济交往更加便捷和密切。随着工业的西向迁移与布局，一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医疗机构等从东部地区迁入，推动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得到长足的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进一步深入人心。[58]
支援边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安邦之策，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方面，既有力地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和改善了民生、凝聚了人心，也深化了各族人民的友好经济交往，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在认真研究历代中央王朝治疆策略的基础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实施了屯垦戍边、调动全国各方面力量援助新疆发展的政策措施。[59]以湖北省为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北省响应中央动员内地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先后三次大规模地组织青壮年前往新疆支援经济建设，对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60]如果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19省市对口援疆的经济绩效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对口支援政策显著地促进了新疆GDP和人均GDP增长，且对口援疆的政策效果在基础设施及配套体系较好的北疆地区表现更为强劲。[61]援藏工作比之援疆虽然稍晚，但从其实施效果来看也可获得相同的学理认知。自和平解放起，党和国家就在积极探索支援西藏发展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援藏、经济援藏、科技援藏、人才与教育援藏相结合的机制更是不断完善。[62]援藏工作有力推动了西藏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体现社会发展程度的人均寿命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也进一步提高。[63]简而言之，各族群众的生活在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中明显改善，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面向新世纪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贫困人口集中的西部民族地区成为扶贫工作的重点推进方向，包括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和将少数民族贫困村优先纳入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等系列帮扶措施相继出台，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建构了良好的政策环境。[64]107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的十年时间，西部民族地区(即民族八省区)的生产总值由1999年的7743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626亿元，第二、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显著提高，交通、水利、能源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重大突破，西部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改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65]但是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民众收入的增长速度仍小幅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6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郑重宣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的指引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全方位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贯彻“精准扶贫”思想，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在“精准”二字上着力突破，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和社会保障兜底等模式因地制宜相应推进，电商扶贫、光伏扶贫、乡村旅游扶贫和金融扶贫等工程也对民族地区群众增收致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64]107在这一过程中，定点扶贫和东西协作扶贫既在反贫困问题上交出合格答卷，同时还起到了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在定点扶贫方面，2015年以来共有32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及相关单位参与到其中，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中相当部分是处在民族地区的贫困县)因此受到对口帮扶。在东西协作扶贫方面，参与东西扶贫协作的东部省市增加到目前的18个，帮扶力量也从只有政府参与发展到政府主导、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团体共同发力的全新局面。[6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独龙族为代表的人口较少民族，通过不断提升发达地区财政资金对口帮扶的使用效率，大力发展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吸引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实现了“输血”与“造血”有机结合，形成了“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鲜明标识。[68]到2019年4月，独龙族、基诺族、德昂族3个人口较少民族率先告别绝对贫困历史，实现整族脱贫。[69]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民族地区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书写了中华民族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各族人民也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愿景继续奋斗。
历史上的民族间经济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形态。通过回溯70余年来民族经济史研究进展可以看到，尽管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存在着冲突甚至对抗的方面，但以经济交往为基础的和平友好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才是民族关系发展演进的主流。在民族关系紧张的时候，互市贸易等形式的经济交往使得冲突的因素有所抑制并成为将“紧张对抗”转化为“和平共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民族关系和睦的时候，民族间经济关系的蓬勃发展则毫无疑问地为共同体的形成发挥了根本性的促进作用。作为中华民族丰厚遗产和巨大优势的“多元一体”是辩证统一的，“多元”是“一体”的表现，“一体”则是“多元”的灵魂。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渐进与深化是民族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实质上也为“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提供了科学的认识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要求“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其中专门提到“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70]事实上，一部民族经济史，就是一部各民族通过经济交往融汇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进而携手缔造和巩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这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认知起点和渐进路径。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路径是朝未来不断延伸的动态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也在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进，而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则始终作为线索贯穿其中。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推动各个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进入新动荡变革期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当此重要节点，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推动各民族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指引下，并肩团结奋斗、携手繁荣发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深入交流、持续交融，仍然不可忽视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而且更应当赋予一切改革发展成果以彰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书写新时代新征程民族经济史的华美篇章。一方面，要坚持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向民族地区倾斜，引导各类经济资源向民族地区集聚、鼓励各方面优秀人才向民族地区流动，促进民族地区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推动民族地区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各民族经济上普遍交往交流交融的牵引作用，在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物质基础的同时带动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互嵌，切实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汇聚起“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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